随遇而安是我积极倡导的生活理念，随机应变是我高度重视的工作能力，前者是一种大德，后者是一种大才，合在一起就是实打实、硬碰硬的德才兼备。
不论是随遇而安，还是随机应变，年轻时不谙世事，认识不深，理解不透，都把他们看轻了、看低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接触了一些人、经历了一些事后，才发现随遇而安和随机应变思想的博大和精妙，里面隐藏着至高至深、至真至纯的人生智慧，越品咂越意味无穷。
随遇而安，讲的是不论处于什么环境（可以是生活环境，也可以是工作环境），都能安然自得，感到满足。我觉得要想准确深刻理解好“随遇而安”这个词，关键是要准确深刻理解好“安”这个字。“安”字充分说明了接受的态度，对于任何环境，不是被动地生硬地接受，而是主动地欣然地接受，同时它所表达的情绪是满满的坦坦荡荡、清清爽爽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气、闷气掺杂其中。
大多数人对好环境能愉快接受，对差环境则勉强接受，个别的还有可能是抗拒接受；有的虽然也接受了差的环境，但内心是不情愿的，总是要找机会改变，这个过程往往脱离现实，盲目攀高，以至于最终背负了沉重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包袱。一句话，普通人对所处环境多是挑肥拣瘦，总体表现为不能安于现状。
在杰出人物的眼中没有好环境和差环境之区别，他都能一视同仁坦然接受。这份坦然是发自内心的，是本性显现是真情流露，不是装出来给谁看的，即使这个过程漫长持久。因为杰出人物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？要实现什么？与自己的远大目标相比，与自己的宏伟理想相比，有的苦就不叫苦了，有的苦即使吃起来，也不感觉苦了。
普通人面对所处环境，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本性的东西，而杰出人物面对所处环境，更多的表现出一种理性的东西。本性的执念的东西，是不好约束和控制的，有时还会反噬自己，而理性的开悟的东西，则能很好地约束和控制，并能助力事业发展。所以，随遇而安不是对所有人说的，一定只是对少数人说的，少数真正的精英说的。现在的伪精英很多，要擦亮眼睛，这既是与他们斗争的需要，也是自我保护的需要。
为什么要随遇而安？首先，人的一生肯定是有逆有顺，悲欣交集，不可能总是好，也不可能总是差，对于那些立大志干大事的杰出人物来说更是如此，其实，跌宕起伏正是人生的精彩之处。其次，如果想立大志干大事就要有舍有得，生命是短暂的，精力是有限的，要突出重点，要聚焦核心，绝不能分心走神，面面俱到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到头来什么也抓不住。
所以，遇到好环境不必眉飞色舞，遇到差环境也不必垂头丧气。有了业绩，差环境会很快转变为好环境，没有业绩，好环境会很快转变为差环境。我多次给兄弟们讲，要适应一切环境，并融入一切环境，人一定要支配和驾驭环境，不能被环境支配和驾驭。古往今来，那些身居陃室却心怀天下的人，才是真正的狠人狠角色啊！
一个人要能随遇而安。“能”字强调的是本不需如此，但选择也好、决定也好恰是如此。陕北有个段子讲生活水平的，很幽默很辛辣，很夸张很形象，第一种是吃甚么甚，第二种是有甚吃甚，第三种是么甚吃甚。我想，第三种人可能会有那么一段很高光、很牛逼的日子，但结局肯定不会好，如果是官员大概率会落马，如果是老板大概率会破产，不作不死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他们一个个怎么死掉！
随遇而安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情趣喜好，我觉得“理性消费，简约生活”就是对随遇而安的一种解读，一个人真能做到随遇而安，内心一定是宁静恬淡的，这种心理活动外溢给人的印象就是从容自信、友善亲切、坚毅果敢，这不需要任何语言和动作，一个眼神一个笑容都能传递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啊！很遗憾，能做到随遇而安的人太少了，所以不幸福的人太多了。
颜回应该是随遇而安的典型代表。孔曰：“贤哉，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，回也！”孔子弟子三千，有名望的七十二人，颜回居于七十二贤之首，被追封为复圣。《论语》里关于颜回的句子有21处，刻画了一个大智若愚、好学谦虚、乐天行道的仁者形象，不要误会了，颜回没有当过官，也没有传世之作，但他就有这样的崇高地位。这难道不给我们很多启发吗？选择什么就会收获什么！
随遇而安对公众人物来说则是一种从业格局，一种履职修为。我在延安干部学院读书期间，曾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，看到了一张很不起眼的小炕桌。小炕桌长54厘米，宽41厘米，高33厘米，漆皮已经完全脱落，它被作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。因为在这张小炕桌上，毛主席绘制了红军东征的抗日蓝图，也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名篇—《泌园春·雪》。在毛主席的眼中，哪里有什么艰难困苦？哪里有什么危机四伏、险象环生？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位革命领袖气吞山河的豪迈气魄，历史选择毛主席，这不是偶然是必然。
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的举手投足、穿衣戴帽都吸引着大众眼球，不能自以为是私德是小节这么简单，这其实是公德是大节。那些一天到晚为房子面积、座驾牌子、进修名额、疗养地点……争来争去的领导似乎都没有用起来。前些年我们的一些“两会”代表不把心思放在参政议政上，在戴什么表、挎什么包上用力较劲，最终引发高层震怒得以纠治。有好事者总在争议俄乌谁会是最终赢家，看看司机两口子过得是什么样的日子，再看看普京过得什么样的日子，答案就出来了。
随机应变，讲得是随着时机、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地对待。这个过程其实是由两个步骤组成，首先，要能察觉、看到这个“机”，就是变化、发展，其次，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，拿出正确的应对的“变”，也就是方法、举措。第一步是前提和基础，第二步是重点和关节，大多数人比较看重第二步，其实第一步也很重要，智者先知先觉，愚者不知不觉，我们当不了智者，也不能当愚者，至少要做到后知后觉，否则，根本拿不出正确的应对的“变”。
《周易》是中华文明最为古老的经典体系之一，变通的哲学是《周易》里的大智慧，“易”就是变易，常言道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。”“变通”是先民对自然的、社会的、人类自身发展的高度总结，它向人们昭示了一个道理，要适于生存、趋吉避凶，就应解放思想，不断调整策略措施，才能自身发展，才能事业进步。但是变并不意味着乱变胡变，必须是变得通的情况下方能收到“通则久”的效果。
司马懿教育儿子：“夫处世之道，亦即应变之术，岂可偏执一端？”你看，司马懿将处世之道等同于应变之术，换句话说，你要想在这个世上生存，就必须会随机应变。智者通权达变，愚者刚愎自用。看看那些前赴后继落马官员的通报吧，“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、不收手，性质严重、影响恶劣……”，这些人看似有大智慧，实则都是小聪明，因为他们看不清形势，所以他们栽了，有的人虽然在台上，但栽跟头是迟早的事。人世茫茫，不可不变，惟变而生，应变而起。
我军的游击作战指导方针是随机应变的典范。1928年5月中旬，毛主席正式提出了游击战的“十六字诀”：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很快“十六字诀”就显示了它神奇的功效，比如，王尔琢一战成名的五斗江战斗、“不费红军三分力，打败江西两只羊（杨池生、杨如轩）”的龙源口大捷，以及后来的前三次反“围剿”胜利。遵义会议后，红军的一系列作战行动，包括“四渡赤水”，都是游击作战思想的成功运用。如同能力是逼出来的，随机应变也是逼出来的，安逸巴适的环境不会有随机应变的华彩。
在毛主席“十六字诀”的基础上，结合自身三年游击战争经验，粟裕把游击战术在浙南游击区的运用，归纳为六条原则：一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，二是不在消灭敌人，而在消磨敌人，三是支配敌人，掌握主动，四是积极进攻，绝少防御，五是飘忽不定，出没无常，六是越是敌人后方，越是容易成功。战胜不复，知变为大。一成不变就不叫随机应变，随机应变应当是不断发展变化的，随人作计终后人，自成一家始逼真。
随机应变是一种积累和沉淀。察觉、看到了“机”，是否就能拿出正确的应对的“变”，这可不一定。当急事难事险事来临，有的人抓耳挠腮，束手无策，而有的人则镇定自若，迅速拿出应对的方法、举措，结果必是赢得众人的艳羡，是什么支撑起这瞬间的辉煌呢？是背后的不为人知的长久的艰辛付出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我一直认为快速阅文、即兴讲话、临机决断，最能直接反映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，没有哪一样是天生的，都是熬出来的。
随机应变是一种担当和责任。察觉、看到了“机”，敢不敢果断出手呢？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张攀雄教授给我讲过一件事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时他任代理营长（营长牺牲了），刚上任就组织对越军占领的某高地进攻。我军山地进攻战术是正面牵制、两侧主攻，越军是我们的学生，在昆明陆院早把老师这一套学到手了，他们把重兵放在高地两侧，导致我们久攻不下，还伤亡较大。是继续组织进攻？还是调整战术？调整战术赢了还好，输了怎么办？那是要上军事法庭的，因为你违反了教材。张教授没有犹豫马上说服教导员，形成了党委决议，将战术改为“正面主攻，两侧牵制”，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衷心希望像张教授这样的部队军官越来越多，不，还要加上我们的政府官员，我们的国企领导。
随机应变是一种素养和品质。“机”有变化、发展，这是正常的，要想拿出正确的应对的“变”，特别是快速地拿出，就要始终保持对外部环境、外部条件的警醒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过去，众多功勋卓著的战将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他们即使是退居二线，仍然坚持下基层、查实情，看地形、量地图，对战争的敏锐性丝毫不降；现在，个别有家国情怀的民营企业家们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麻木不仁，看不到纸醉金迷，看到的只有殚精竭虑，只有呕心沥血，我想，这也正是他们的企业能够适时转型、不断进步的原因所在。
随遇而安和随机应变，前者主内，后者主外，相辅相成，彼此加持，如能内外兼修，好似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势必水火相济，龙虎交会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！
作者：高建成
来源：高参论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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